意味深长的《皇帝的新衣》
发布人:张建辉发布时间:2022-11-11 15:47:30
我们已经读过王尔德的《快乐的王子》,现在再来读安徒生的《皇帝的新衣》。有趣的是,这两篇童话都是1909年由鲁迅、周作人兄弟俩在《域外小说集》里同时介绍到中国,距离现在,差不多有一个世纪。它的读者已经有好几代。每一代读者读起来都是那样津津有味,回味无穷。
这恐怕不是偶然的。周作人在《域外小说集》“著者事略”里曾这样介绍:“《皇帝之新衣》本见西班牙曼努尔著《卢堪诺尔伯爵》第七章,安兑尔然取其事,改作此稿,而删其教训,遂弥觉轻妙可喜。盖其所讽刺,意甚明显,若加指示,反足以减损色彩也。”“删其教训”,不加“指示”,不仅因其“意甚明显”,更因此留下极大的阅读空间,让读者自己从不同层面上去填补(理解)文中的“意义空白”。
从最表层的意义上说,这是一个“愚蠢”的皇帝、群臣以至百姓被两个“聪明”(也可以说是“狡黠”吧)的骗子愚弄的喜剧故事。喜剧性在于,明明是“愚蠢得不可救药”,自己却意识不到,自我感觉始终过分良好,甚至“自以为聪明”;即使一旦察觉,也不敢、不愿正视,更不要说公开承认,这种主、客观的分离本身,就已经包含了“可笑”的因子。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“人性的弱点”(因此同时存在于皇帝、大臣、骑士与百姓),现在却被两个“骗子”所利用,他们“制造”了一个“空织机”,作为类似“测谎器”的“测智器”,让他们一一经受“考验”,这样一个荒诞的情节,就将这些自以为聪明的“角色”置于十分荒唐可笑的境地。由于作者(故事讲述者)的明确交代,读者早已“预知”这一切都是假的,所谓“织布机”,所谓“美丽的布”都只是“空气”;而故事中的“人物”(“角色”)自己却“茫然不知”,还在一本正经地犯愁,作态:这读者的“知”与人物的“不知”之间的反差就造成了喜剧效果,故事中人越是装模作样,就越逗引起读者的笑声。这还不够,还要用夸大的手法,加大力度,将荒诞、可笑推向极致,这就是最后出人意料的情节设计:干脆让皇帝脱光了衣服,当众献“丑”,而且还要扭腰转身,忸怩作态,就丑极了,也可笑极了。最后又飞来神笔,借小孩的一声高叫,让所有的“故事中人”,包括皇帝自己,都由“不知”变为“知”,明白这是一场骗局,但皇帝为了维护“面子”,也要维护自己的“良好感觉”,却硬要将这出已经戳穿的闹剧继续“演”下去,“演”到底。如果以前的“表演”还带有不自觉性,甚至还有某种主观上的“真诚性”,现在却成了自觉的“表演”,自欺欺人:“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。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,手中托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”。这时,“人物”(“角色”)与“读者”(“观众”)都处于“全知”状态;面对这场被捉弄(甚至是自愿的被捉弄)的大闹剧,再想到“被捉弄者”(并且此剧正在起劲地表演着)平时都是道貌岸然的“高贵者”(国王、大臣),而“捉弄者”(也是这场闹剧的导演)竟然是两个其实并不高明的“小骗子”,读者(观众)不能不发出哄堂大笑。——这里,无论是“国王”与“骗子”的人物设计,荒诞、夸张的情节编制,还是读者(观众)与人物(角色)之间对真相“知”与“不知”的反差,变化的叙述策略,无不显示了“民间故事”的特点,所关注的是“谁是愚蠢者”这个民间文学的母题。
但安徒生的《皇帝的新衣》毕竟不是民间文学,而是作家(文人)的再创作——安徒生童话,从而与记录、整理民间童话和传说的《格林童话》区别开来。因此,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,读者还可以感受着、思考着另外一层(或数层)“意思”,“皇帝的新衣”也就具有了超越于故事的某种普遍的象征意义。
就读读这一段吧。作者仿佛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,“喜欢好看的新衣服”差不多成了这位皇帝的“奇癖”。为什么如此喜欢“新衣服”?为了穿得“漂亮”,以便“显耀新衣服”——也就是“显耀”“自己”。不知不觉间,皇帝“自己”与“新衣服”逐渐混同,以至,人们提到“皇帝”总是说“皇上在更衣室里”,也就是说,“皇帝”已经异化为“新衣服”了。这时,读者才能醒悟过来:这“新衣服”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象征意义。周作人在译文中称为“美饰”,这是发人深思,并且能够引发出种种联想的:岂只是这位“皇帝”,古今中外,又有多少人在给自己(与现实)穿上种种名目的“美丽的新衣”,将自己“美化”,或者将现实“理想化”,从而把“真相”掩饰起来,这是“美饰”,更是“伪饰”。因此,当两个“骗子”,把这“美丽的布”、“理想的衣服”还原为“实无一物”(见周作人译文),即“什么东西也没有”时,正是还原了“真实”、“真相”。更彻底地说,只有当皇帝“把他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”,赤裸裸地暴露于大庭广众、光天化日之下时,他才真正地显露了“真实”——一切“真相”都是丑陋的。而“皇帝的新衣”就成了一切掩盖(回避)真实(真相)的“美饰(伪饰)”的象征。
在这个意义上,那两位被称为“骗子”的“外国人”是并没有骗人的,更准确地说,他们自然有“骗钱”的动机,他们也达到了目的;但他们的行为却于无意中揭露了“真实”。就连他们宣称具有“奇怪的特性”的“空织布机”也确实起到了“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,哪些人是傻子”的作用。如果说真有“骗子”的话,那穿上“皇帝的新衣”而洋洋自得的皇帝本人,以及对着“实无一物”的“皇帝的新衣”赞不绝口的众大臣、众百姓才是在那里“骗人”,不过,他们同时也欺骗了自己,就于“可笑”之外,又显出了几分“可悲”,作者对他们是既嘲讽又悲悯的。
这里同时提出的一个多少有些严峻的问题是:谁能直面赤裸裸的“真实”,并且说出“真相”?那两个外国“骗子”自然不会,皇帝本人不能,众臣不能——他们都已经自觉、不自觉地参加了自欺欺人的“表演”,就连老百姓也不能——他们虽然没有参与“表演”,但“站在街上和窗子里”,充当了“看客”,并且附和着“乖乖!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!”在这看似平静的叙述里,读者不难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失望:从后文便可知道,不仅是对于民众、百姓,更是对于所有的具有了一定社会经历的成年人,他们或者亲自登台,或者充当“看客”,都对这场“自欺欺人”的闹剧负有干系、责任,他们也就不会、不能戳穿骗局,说出真相。
终于有了那振聋发聩的一声:“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!”而这是由“一个小孩子最后叫了出来”的。正是小孩子的“天真的声音”唤醒了“所有的老百姓”,大家一齐叫了起来:“他实在没有穿什么衣服呀!”
这是“画龙点睛”的一笔:唯有未涉人世的、保持着生命本真状态的、纯洁而天真的儿童,才能无忌地直面“真实”,说出“真相”。这里不仅表现了“返归自然,返归人的原初本性”的观念,而且表现了周作人所说的,安徒生“以小儿之目,观察庶类”儿童本位主义的文学观,显示了“小儿崇拜”的倾向。至此,安徒生赋予这个民间故事的“什么是真实,谁能说出真相”的意义,就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。
顺便说一句,类似的儿童的发现,以至小儿崇拜倾向也曾出现在中国的五四。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里“没有吃过人的孩子,或者还有?救救孩子……”那一声呼喊,是可以与安徒生童话里“小孩子”的叫声交相辉映的。
《皇帝的新衣》深长的“意味”是说不尽的。
(选自钱理群《名作重读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