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家交往的四个范例
发布人：张建辉发布时间：2022-11-26 10:28:25
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，不少著名作家著书立说之余，关心社会，在与文坛同仁交往过程中，互相尊重，相互砥砺，显示了他们在艰难岁月中珍惜友情、热爱生活的炽热之情，因而耐人咀嚼，弥足珍贵。
鲁迅与丰子恺
1921年，丰子恺从日本回到上海后，一开始主要从事翻译工作。他从日本带回一批书，其中有一本是厨川白村写的文艺理论书《苦闷的象征》。丰子恺觉得这本书很有意义，就把它翻译了出来。正当他译好后交商务印书馆排印时，忽然听说鲁迅也翻译了这本书，正交给北新书局出版。丰子恺就去拜访了鲁迅，这是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。丰子恺说：“早知道你在翻译这本书，我就不会译了！”鲁迅听了后马上说：“早知道你在译，我也不会译了！”说完，两人都笑了起来。随后，鲁迅对丰子恺说：“不要紧，同一本书可以有两个译本；在日本，同一本书有两个或三个译本，是很普通的事。”
不久，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译本都如期出版了。这时，鲁迅又特地将他的译本推迟了一段时间上市，让丰子恺的译本先在书店出售，因为当时丰子恺还是刚走上文坛的青年，而鲁迅则是已成名的作家，如果自己的译本先上市，必然要影响丰子恺的译本的销路。后来，丰子恺每每提及此事，总是由衷地称颂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的爱护与关怀。
丰子恺结识鲁迅后，两人经常到内山书店买书、见面，有时他们还用日语畅谈文艺。丰子恺非常喜爱鲁迅的作品。1936年鲁迅逝世后，丰子恺决心把鲁迅的一些小说画成漫画，藉以纪念。1937年春，丰子恺完成了《漫画阿Q正传》。他把稿子送到上海南市的一家印刷厂去印，可这时正值抗战爆发，南市变成火海，稿子全部化为了灰烬。不久，丰子恺离乡逃难，辗转迁徙。1939年春，丰子恺住在广西桂林乡间时，得一空暇机会，就重绘了《漫画阿Q正传》，于同年七月在桂林出版。解放后，丰子恺在1950年又出版了《绘画鲁迅小说》，计有《祝福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故乡》、《明天》、《药》、《风波》、《社戏》、《白光》等八部鲁迅的小说。
吴晗与闻一多
吴晗与闻一多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，都曾在清华教书，抗战时在昆明，他俩住在对门，可是，他们成为朋友却只有三年的时间。
吴晗后来在追忆他与闻一多交往情谊的文章中写道：当你住在昆华中学的时候，因为一件必要的事，我带了几个学生去看你。在你做新诗人的时候，我知道你，并不尊敬你；在你埋头研究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时候，我明白你，并不接近你；可是当这一晚谈了三四个钟头之后，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，我不但了解你，接近你，而且尊敬你。“此后的三年中，我和你分享着忧患、贫困、紧张、慌乱、痛苦的日子。”（《哭一多父子》）
从那以后，吴晗书斋的墙上添了惟一的装饰品———一幅两尺宽、一尺高的横额，上面用钟鼎文写着：“鸟兽不可与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一多”。
1946年7月15日，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，消息传到上海后，吴晗惊呆了，昏沉了大半天，才哭出声来。在那热得像蒸笼一样的日子里，他左手摇着扇子，右手写字，一边写，一边哭，墨水、汗水、泪水，湿成一片。他写出了《哭一多》、《哭亡友闻一多》、《哭一多父子》、《闻一多先生传》。
吴晗后来还曾在《闻一多的道路》一书的序中写道：“一多先生最后所走的道路，就是中国人民应该走的惟一的道路。”在被选入初中语文教材的《谈骨气》一文中，吴晗还特别以闻一多拍案而起的事例作为论据，高度颂扬了闻一多是有骨气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。
朱自清与俞平伯
朱自清与俞平伯是我国新文学史上两位著名的作家，20年代，他们分别写下了同名散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，后来又同时发表在《东方杂志》21卷2号上，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一桩佳话。
朱自清与俞平伯的亲密友情始于“五四”后不久。当时，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致函北大校长蒋梦麟，请他代为物色教员，蒋梦麟便推荐了本校的高材生朱自清和俞平伯。后来，俞平伯在杭州一师任教不到半年，就辞职去了北京。1923年6月，朱自清邀请俞平伯游览西湖，期间两人共同切磋文学创作理论，探讨人生。同年8月，朱自清与俞平伯又结伴来到南京，共游秦淮。散文名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便是他们在同游秦淮河之后问世的。“五卅惨案”后，朱自清一度十分苦闷，后经俞平伯介绍，便赴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。
1928年11月，与朱自清一起生活了12年的妻子武钟谦因病去世。从此，朱自清和他六个孩子的生治愈加艰难，甚至连饭食都无法自理。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笃于情义的俞平伯出来帮忙，他为朱氏一家七口送来了一日三餐，朱自清要算伙食费，俞平伯坚持不收；推让之下，俞平伯只好每月暂收15元，可暗中却又全部用于他们一家的伙食，使朱自清真切地感受到友情的温暖。后来，俞平伯为了排遣朱自清的满腹愁怀，还冒着大风陪他到中山公园看海棠。
抗战爆发后，朱自清随清华大学迁往内地，俞平伯则仍留在北平。一天，朱自清在翻阅北平出版的刊物时，发现有俞平伯的文章，就立即给俞平伯寄写了一首长诗，指出在这“烽火漫天开”的时代里，知识分子应是“朔风”中的“劲草”，不应在沦陷区刊物上发表文章。由于俞平伯在回信中对此含糊其辞，朱自清便又寄写了一信，郑重指出：“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，弟意仍以搁笔为佳。率直之言，千乞谅鉴。”俞平伯接到信十分感动。后来他每每谈及此事，总是感慨万千地说：“非见爱之深，相知之切，能如此乎。”表达了自己对友人关爱的感激之情。
冰心与梁实秋
在我国新文学史上，作家冰心和梁实秋都以散文著称，但他们的作品风格迥异，一个情感细腻，一个学识渊博。而令后人追忆的是，冰心和梁实秋在从事文学创作之余，更有着一段深厚的友情。
1923年暑期，冰心赴美留学，在船上结识了留美修习文学批评的梁实秋，两人由此开始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。1926年，冰心和梁实秋都学成回国。抗战时期，他们又先后来到重庆，从此又恢复了交往。
当时，文艺界有不少名流学者都聚集在重庆。梁实秋与吴景超、龚业雅夫妇在北碚共租了一间民房，并将它取名为“雅舍”。梁实秋的那部后来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《雅舍小品》，便是在那里写成的。住在歌乐山的冰心，每次下山进城，常常会来到北碚的“雅舍”坐坐。一次，梁实秋过生日，冰心应邀参加“寿宴”。酒过三巡后，梁实秋忽然研墨展纸，索要冰心的字。那天冰心喝了一点酒，心境特别好，便提笔欣然写下：“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，不论男人或女人，花有色、香、味，人有才、情、趣，三者缺一，便不能做人家的要好的朋友。我的朋友之中，男人中算实秋最像一朵花，虽然是一朵鸡冠花，培植尚未成功，实秋仍需努力！庚辰腊八书于雅舍为实秋寿冰心”。梁实秋拿到这幅字后极为珍爱，后来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直到他在台湾病逝。
抗战胜利后，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去了东京，后于1951年归国；而梁实秋于1949年6月去了台湾。由于海峡两岸局势紧张，两人因此中断了联系和音讯。十年动乱时期，梁实秋一度闲居美国，一天，他在1968年11月出版的台湾刊物《作品》上读到女作家谢冰莹写的《哀冰心》一文，其中有“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”等句子，梁实秋悲痛于怀，立即动情地写下《忆冰心》，寄往台湾刊登在《传记文学》上，对“亡友”的去世表示震惊和怀念。直到1972年春，梁实秋收到伦敦凌淑华的来信后，才知冰心依然健在！梁实秋感慨万千，欣慰之余，又提笔写了更正文字，并将文章收入散文集《看云集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