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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人：张梦寒发布时间：2023-12-13 15:14:21

请大家快速默读这三篇文章，完成以下表格。

伯父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，我年纪还小，根本不知道鲁迅是谁，以为伯父就是伯父，跟任何人的伯父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。伯父死了，他的遗体躺在万国殡仪馆的大礼堂里，许多人都来向他致敬，有的甚至于失声痛哭。数不清的挽联挂满了墙壁，大大小小的花圈堆满了整间屋子 。送挽联、花圈的有工人，有学生，各色各样的人都有。那时候我有点惊异了，为什么伯父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?我呆呆地望着来来往往吊唁的人，想到我就要永远见不到伯父的面了，听不到他的声音了，也得不到他的爱抚了，泪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。

就在伯父逝世那一年的正月里，有一天，是星期六的下午，爸爸妈妈带我到伯父家里去。那时候每到周末，我们姐妹三个——蕖、瑾和我总要轮流跟随着爸爸妈妈到伯父家去团聚。这一天在晚餐桌上，伯父跟我谈起《水浒传》里的故事和人物。不知道伯父怎么会知道我读了《水浒传》，大概是爸爸告诉他的吧。老实说我读《水浒传》不过囫囵吞枣地看一遍，只注意紧张动人的情节；那些好汉的个性，那些复杂的内容，全搞不清楚，有时候还把这个人做的事情安在那个人身上。伯父问我的时候，我就张冠李戴地乱说一气。伯父摸着胡子，笑了笑，说： “哈哈!还是我的记性好。”听了伯父这句话，我又羞愧，又悔恨，比挨打挨骂还难受。 [14] 从此，我读什么书都不再马马虎虎了。

那天临走的时候，伯父送我两本书，一本是《表》，一本是《小约翰》。现在这两本书我还保存着，可是伯父已经去世九年了。

有一次，在伯父家里，大伙儿围着一张桌子吃晚饭。我望望爸爸的鼻子，又望望伯父的鼻子，对他说：“大爹，您跟爸爸哪儿都像，就是有这么一点不像”。

“哪一点不像呢?”伯父转过头来，微笑着问我。他嘴里嚼着，嘴唇上的胡子跟着一动一动的。

“爸爸的鼻子又高又直，您的呢，又扁又平。”我望了他们半天才说。

“你不知道，”伯父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笑着说，“我小的时候，鼻子跟你爸爸的一样，也是又高又直的。”

“那怎么一一”

“可是到了后来，碰了几次壁，把鼻子碰扁了。”

“碰壁?”我说，“您怎么会碰壁呢?是不是您走路不小心?”

“你想，四周围黑洞洞的，还不容易碰壁吗?”

“哦!”我恍然大悟。“墙壁当然比鼻子硬得多了，怪不得您把鼻子碰扁了。”

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有一年的除夕，我们全家都到伯父家里去了。伯父买了许多爆竹和花筒给我们。我们都胆小得很，没有一个人敢放，伯父和爸爸就替我们放。他们每人捧了一大堆，走到天井里去。我们掩着耳朵，躲在玻璃门后面，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们。四扇玻璃门，我们三个和海婴一人占了一扇。伯母和妈妈站在我们旁边。

爸爸放的是爆竹，声音真大，可怕极了，虽然关紧了门，掩住了耳朵，也照样听得见，我们紧张极了，气都不敢透一口。

爸爸放完爆竹，轮到伯父放花筒了。火花在我们眼前飞舞，艳丽的色彩映照在伯父的脸上。我突然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，那么慈祥，那么愉快，眉毛，眼睛。还有额上一条条的皱纹，都现出他心底的欢笑来。那时候，他的脸上充满了自然而和谐的美，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。

一天的黄昏，呼呼的北风怒号着，天色十分阴暗。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赶着回家。爸爸妈妈拉着我手，到伯父家去。走到离伯父家门口不远的地方，看见一个拉黄包车的坐在地上呻吟，车子在一边扔着。

我们走过去，看见他两只手捧着自己的脚，脚上没有穿鞋，下边淌了一摊血。他听见脚步声，抬起头来，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

“怎么了?”爸爸问他。

“先生，”他那灰白的抽动着的嘴唇里发出低微的声音，“没留心，踩在碎玻璃上，玻璃片插进脚底了。疼得厉害，回不了家啦!”

爸爸跑到伯父家里，不一会儿，就跟伯父拿了药和纱布出来。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，一个蹲着，一个半跪着，爸爸拿钳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脚里的碎玻璃片，伯父拿硼酸水给他洗干净。他们又给他敷上药，扎好绷带。那个拉车的感激地说：“我家离这儿不远，这就可以支持着回去了。两位好心的先生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们!”

伯父又掏出一·些钱来给他，叫他在家里休养几天，把剩下的药和绷带也给了他。

天黑了，路灯发出微弱的光芒。我站在伯父家后门口看着他们，突然感到深深的寒意，摸摸自己的鼻尖，冷得像冰，脚和手也有些麻木了。我想，这么冷的天，那个拉车的怎么能光着脚拉着车在路上跑呢?

伯父和爸爸回来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们。伯父的回答我现在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他的话很深奥，不容易懂。我抬起头来，要求他给我详细地解说。这时候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，而且现在也清清楚楚地地记得，他的脸上不再有那种慈祥的愉快的表情了，他变得那么严肃。他没有回答我，只把枯瘦的手按在我的头上，半天没动，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伯父逝世以后，我见到他家的佣女仆阿三。阿三是个工人的妻子，后来她丈夫失了业，她愁得两只眼睛起了蒙，看东西不清楚，模模糊糊的像隔着雾。她跟我谈起伯父生前的事情。她说：“周先生病得那么厉害，还三更半夜地写文章。有时候我听着他一阵阵接连不断地咳嗽，真替他难受。他对自己的病一点儿也不在乎，倒常常劝我多休息，不叫我干重活儿。”

的确，伯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为自己想得少，为别人想得多。

一九三二年，就是一·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。

一天中午，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，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，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——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。心里想：到内山书店去吧，在那里躲一会儿雨，顺便歇歇也好。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，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，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。

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，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。他们说得很快，听不清说些什么。有时忽然一阵大笑，像孩子一样的天真。那笑声里，仿佛带着一点“非日本”的什么东西；我向里面望了一下——阴天，暗得很，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，五十上下的中国人，穿一件牙黄的长衫，嘴里咬着一枝烟嘴，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，腾起一阵一阵烟雾。

门外，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，不分方向地乱飞。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，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。忽然，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《毁灭》。《毁灭》？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，说是一本好书。看一下那书脊，赫然印着“鲁迅译”三个字，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，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。

我先看那后记（我读鲁迅先生的书，一向是这么读法），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：书没有切边。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——内山老板走了过来。“先生，这本书多少钱？”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，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“先生”的，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。

他殷勤地点头，嘴里“Ha，ha，”着，接过书翻了翻底页：“一块四。”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。

像我，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，嵌着“Conductor！XX”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，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，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，简直有点窘了起来。

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，鞠了一个“半躬”，摸摸里衫上的衣袋——里面只剩一块多钱，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。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。我红了脸说：“贵了。”

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，扬着眉毛，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，又用粗短的手指“嗤啦嗤啦”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：“哪里贵？你看这纸……”

很厚的洋纸，印得很清楚，相当厚的一大本书。摸在手里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。

“你买一本吧，这书是很好的。”

我真踌躇起来了；饭是不能不吃的，然而书也太好了，买一本放在床头，交班回来，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，该多好！我摩挲着那本书，舍不得丢开，不说买，也不说不买。

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，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，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。

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，瘦得教人担心，好像大病新愈的人，但是精神很好，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。头发约莫一寸长，原是瓦片头，显然好久没剪了，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。胡须很打眼，好像浓墨写的隶体“一”字。

“你要买这本书？”他看了我一眼。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，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，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。

“是的。”我低低地说。

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，版式纸张和《毁灭》一模一样，只是厚一点点，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：《铁流》。

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，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：“你买这本书吧——这本比那一本好。”

他是谁？对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那样诚恳的劝告？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；现在更加疑惑了，虽然猜不出是谁，但自己断定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。

我一翻那定价：一元八角！

“先生，我买不起，我的钱不够……”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，我不知道怎样才好。

我低了头——头脑里轰隆轰隆的。我不敢看他的脸。我听见他在问我：“一块钱你有没有？一块钱！”

“有！”我抬起头，顿时恢复了勇气。

“我卖给你，两本，一块钱。”

什么？我很惊异地望着他：黄里带白的脸，瘦得教人担心；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；牙黄羽纱的长衫；隶体“一”字似的胡须；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，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。这时，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——

“哦！您，您就是——”

我结结巴巴的，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。一定是他！不会错，一定是他！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，我向四周望了一望，可没有把它蹦出来。

他微笑，默认地点了点头，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，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。

这一来不会错了，正是他！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，朋友，父亲和师傅！憎恶黑暗有如魔鬼，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，越老越顽强的战士！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——瘦！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，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。

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，指着《铁流》对我说明：“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，但是是曹先生的书，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；我那一本，是送你的。”

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（公司为防止我们“揩油”，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）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，放到他的手里——他的手多瘦啊！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，像要哭出来。我恭敬地鞠了一躬，把书塞进帆布袋，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。

这事现在已经隔了四年；在这四年里，我历尽了艰苦，受尽了非人的虐待，我咬紧了牙，哼都不哼一声。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、踢打……的时候，我总是昂着头。我对自己说：

“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！”

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。

现在，先生是死了！我们不愿恣情地悲痛，这还不是我们恣情悲痛的时候；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，这是难于计算的；前面是一条路，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，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，继续前进。

在前进中，我不能自已，写下了上面的话。